【“913事件”发生后，空军司令员在隔离审查期间的陈述，他都交代了什么？】大多收录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，以下文字摘自吴法宪回忆文章——

审查人员问：九一三当夜，你在干什么？身边都有谁？

吴法宪答：9月12日，大约当晚11点，我正和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谈话，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，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。

我的秘书张叔良在场。

这时候，总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：“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总理再次追问我：“究竟有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绝对没有。”

但总理仍然要求我：“你还是要查一查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！

放下总理电话，我立即把电话打给空34师师长时念堂，问他：“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？”

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时念堂回答我：“有一架三叉戟专机被胡萍（空军副参谋长）调到山海关去了。”

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，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，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，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，而且还是经总理亲自查问过来的，不然我还蒙在鼓里。

我立即问时念堂：“胡萍现在在哪里？”

时念堂说：“他（胡萍）在西郊机场。”

我马上要通胡萍的电话，胡萍向我解释说：“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，所以没有报告。”

我又追问：“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，而不去别的地方？”

胡萍对此沉默，没有答复。

我命令胡萍：“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。”

胡萍说：“好。”

我正准备向总理汇报，胡萍又打来电话说：“飞机发动机故障，正在检修，现在飞不回北京。”

我当即告诉胡萍：“飞机修好，马上飞回北京。”

放下胡萍的电话，我马上打电话给总理，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，以及我命令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。

总理表示同意，并指示：“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。”

我又立即把总理的这一指示传达给了胡萍。

放下电话，我捋了一捋，总觉得这件事情透着古怪。

这时候，总理又打电话找我，说叶群给我（总理）打来电话，说林要到大连去转一转。我（总理）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，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，等一会儿给吴胖子（吴法宪）打电话，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。

总理特别叮嘱我：“可能她（叶群）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，先不要答应她，你就说要请示我。”

不到5分钟，叶群的电话就打来了。

叶群说：“林总要到大连去，让胡萍来一下，如果你能来也好。”

我说：“胡萍因病正在住院，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，还是让时念堂去吧？”

叶群不同意，说：“不怎么熟悉时念堂，还是让胡萍来吧，他又不是什么大病。”

我告诉叶群：“调动飞机的事情，我不能决定，要请示总理。”

放下叶群的电话，我马上打电话给总理，把我和叶群的通话过程报告了总理。我请示总理，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，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。

总理同意了。

我带着秘书张叔良、警卫员薛邦喜，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。秘书张叔良在备忘录上记录了我们出去的时间，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。

我们赶到西郊机场的时候，胡萍还没有回医院，正在和空34师龙副参谋长谈话。龙副参谋长见到我，敬了个礼，寒暄了几句就走了。

我就问胡萍：“为什么把三叉戟调去山海关？”

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，说只是改装以后的试飞，所以没有向我汇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总理把电话打到了西郊机场，告诉我：“林已经和叶群、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，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，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。”

接到总理的电话，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。

我估计，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，需要个把小时，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，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（空34师副政委）。

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：“飞机绝对不能起飞，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。”

当时在电话里，潘景寅是满口答应我的，一口一个“是”。

但是，当我把电话打给总理，汇报我与潘景寅通话的情况时，总理告诉我说：“飞机已经起飞了。”

这时候，大约是9月13日凌晨1点钟。